馬斯克如何從 OpenAI 最大金主，一步步被 Altman「鏡像」其恐懼而架空？記者 Karen Hao 歷時 300 次採訪還原這場矽谷最戲劇化的權力奪取——從 Rosewood Sand Hill 的那頓晚餐，到 Pioneer Building 會議室的最後通牒，再到焦慮飛輪如何吞噬整個 AI 產業。本文源自 danny，由 動區動趨 翻譯、編輯、整理報導。
（前情提要：馬斯克：告 OpenAI 勝訴的話全捐慈善！法院裁定最高求償 1090 億美元）
（背景補充：OpenAI 融資 1000 億美元創人類史上最高，但 Open 卻死了）
2015年2月，舊金山Mission District，Y Combinator總部三樓。
窗外下著那種加州冬天特有的細雨，不大，但足以讓整條街的霓虹燈變成模糊的光暈。三樓拐角的辦公室裡，Sam Altman把第四杯冷掉的美式推到一邊，螢幕上的游標在一行字下面閃爍了很久。
“AI是人類持續存在的最大威脅。”
他刪掉了。寫了。刪掉。又寫了。
不是在斟酌措辭，而是在做一個決定：要不要用一句自己並不完全相信的話，去撬動一個他非常需要的人。
三個月前，Rosewood Sand Hill酒店。這家位於Menlo Park的酒店是矽谷權力晚宴的預設地點——它的餐廳燈光永遠恰到好處地昏暗，讓坐在裡面的人覺得自己正在參與某個秘密的歷史時刻。那天晚上的圓桌坐了八個人，但整張桌子的重力中心只有一個：Elon Musk。
Musk那天穿著他標誌性的黑色T恤，椅子往後仰了大約三十度——這是他在社交場合慣用的姿態，看起來像隨意，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在一個俯視整桌人的角度。他面前的牛排幾乎沒動過。他從開胃菜開始就在說同一件事：
DeepMind。
“你們知道谷歌收購DeepMind之後發生了什麼嗎？” 他的聲音不大，但有一種特殊的穿透力，那種習慣了在SpaceX發射場對著風說話的人才有的穿透力。”Larry跟我說過他對AI的看法。他覺得AI就應該自由發展，他甚至說過——如果AI比人類聰明，那也許AI就該做決定。他說這話的時候在笑，但他眼睛裡沒有在笑。”
桌上有人禮貌地點頭，有人低頭切牛排。只有Altman沒有做任何多餘的動作。他坐在Musk斜對面，一隻手搭在桌沿，另一隻手拿著還沒喝的紅酒杯，以一種幾乎不可見的專注盯著Musk的嘴。
不是在聽內容。是在聽頻率。
Musk繼續說：”我給DeepMind投過錢，你們知道嗎？不是為了回報，是為了能看到他們在做什麼。我需要有人在裡面盯著。但現在谷歌把它買了，我連門都進不去了。”
他終於拿起刀叉，切了一小塊牛排，但只是舉在半空中沒有放進嘴裡。
“如果沒有人做點什麼——我說的是現在，不是五年後，不是十年後——如果沒有人在谷歌之外建一個制衡的力量，我們這一代人會犯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錯誤。”
Altman把紅酒放下了。
他在那一刻完成了一幅精確的心理素描：坐在對面的這個男人，擁有地球上最多的錢之一，掌控著火箭、電動車和太陽能帝國，但此刻他的瞳孔裡有一種東西，是所有這些資產無法填補的——
恐懼。
不是表演的恐懼。不是融資路演上的恐懼。是那種在凌晨三點把一個人從床上拽起來、讓他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的恐懼。
序：一篇部落格的價格
Altman當晚回到他在Nob Hill的公寓後，在備忘錄裡寫了一行字。這行字沒有出現在任何公開記錄中，但它的邏輯貫穿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他的恐懼是真實的。這意味著他是可以被引導的。
2015年2月26日，那篇部落格發布。那句”AI是人類持續存在的最大威脅”像一顆精確制導的子彈飛越了整個網際網路，命中了它唯一的目標。（
https://blog.samaltman.com/machine-intelligence-part-1）
發布後不到四個小時，Musk的簡訊到了。Altman當時正在辦公室裡跟YC的一個合夥人討論下一季的創業公司名單，他看了一眼手機螢幕，沒有立刻回覆。他讓那條簡訊在通知欄裡多停留了十七分鐘——不是因為忙，而是因為他知道，在釣魚的時候，魚咬鉤之後不能立刻收線
簡訊的內容很簡單：”我們談談。”
2015年12月的最後一個週五，OpenAI在舊金山的一間臨時辦公室裡正式宣告成立。窗外的細雨已經停了。新聞稿上的措辭經過了七次修改，最終版本寫著：非營利人工智慧研究公司，使命是確保通用人工智慧造福全人類。
Musk承諾投入數千萬美元。他籤支票的時候，Altman就站在旁邊。據在場的人回憶，Altman的表情是一種溫和的、幾乎是感激的微笑。
沒有人注意到，那個微笑在Musk低頭簽字的那幾秒鐘裡，消失了一瞬間。
關於這個起點，兩個信源給出了不同的溫度。
Karen Hao的視角： 基於超過300次採訪（包括約90名OpenAI現任或前任員工），Hao認為Altman從一開始就在”映象”Musk的恐懼——他不一定真的相信AI是人類最大的威脅，但他精確地模仿了Musk的語言，以此獲取Musk的信任和資金。這是一種刻意的操控。
OpenAI沒有直接回應這個指控。 但在其2026年1月的官方宣告中，OpenAI暗示了一個不同的框架：Musk和Altman在2015年確實共享著對AI風險的真誠關切，分歧是後來才產生的——不是關於信念，而是關於控制權。
第一幕：蜜月
2016年，舊金山Mission District，Pioneer Building。
OpenAI的第一個正式辦公室位於這棟三層建築的頂層。在它搬進來之前，這層樓的租戶是一家精釀啤酒公司。地板上還殘留著模糊的酒漬，空氣裡偶爾能聞到一絲麥芽的味道。
那是OpenAI最接近”理想主義”的一段時間。
研究員們從谷歌大腦、Facebook AI Research、DeepMind跳槽過來，願意接受低於市場價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薪水。有人從Mountain View搬到舊金山時連公寓都沒找好，直接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走廊裡貼著手寫的白板公式，廚房的冰箱裡永遠只有三樣東西：La Croix氣泡水、剩披薩、和某個匿名研究員連續三週沒領走的一盒藍莓。
Ilya Sutskever——OpenAI的首席科學家，Geoffrey Hinton的得意門生——每天早上九點準時到辦公室，但不是去辦公桌，而是先去白板前站二十分鐘。他有一個習慣：在想一個新問題之前，先把昨天寫在白板上的東西全部擦掉。擦的時候很慢，像在舉行某種儀式。然後他會站在空白的白板前，兩手交叉在胸前，微微歪著頭，嘴唇無聲地動著。
有一次，一個新來的實習生問他：”你在白板前站著的時候在想什麼？”
Ilya看了他一眼，非常認真地說：”我在想，人腦是不是一臺統計機器。如果是，我們就能造出來。如果不是——” 他停頓了一下，”如果不是，那就更有意思了。”
Greg Brockman是CTO。與Ilya的哲學家氣質不同，Brockman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工程師。他的桌上永遠攤著三臺開啟的筆記型電腦，每臺跑著不同的任務。他話不多，但當他說話的時候，會先把眼鏡往鼻樑上推一下——這個動作在後來的董事會議上會變得越來越頻繁，像某種壓力的計量器。
Musk大約每兩到三週來一次辦公室。每次來，他會先在停車場坐十分鐘——不是在打電話，不是在看檔案，就是坐著。瞭解他的人知道這是他在做”模式切換”：從Tesla的CEO模式、SpaceX的CEO模式，切換到OpenAI董事的模式。他的大腦裡同時執行著至少五個公司的作業系統，每次切換都需要一段緩衝時間。
他進辦公室後的第一件事永遠是找Ilya。兩個人會在白板前站很久，Musk問問題，Ilya畫圖解釋。有一次討論transformer架構的注意力機制時，Musk突然打斷Ilya：”你說的’注意力’，跟人類的注意力是一回事嗎？”
Ilya想了很久，說：”不完全一樣。但也許……區別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
Musk聽到這句話後沉默了。他後來在一封內部郵件裡寫道：”如果Ilya是對的——如果智慧真的只是一個規模問題——那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比我以為的還要危險。”
Altman在這些場景裡扮演的角色幾乎是隱形的。他不參與白板前的技術討論，不在論文的作者名單上，不寫程式碼。他做的是另一種工作：安排會議、談判租約、處理法律檔案、面試候選人、跟記者吃午飯。他是一臺精密的後臺伺服器，確保前臺的一切看起來運轉流暢。
但如果你仔細觀察——像Karen Hao後來做的那樣，透過三百多次採訪重建這段歷史——你會發現Altman在那段時間裡還做了另一件事：他在記住每一個人的弱點。
Ilya的弱點是研究自由。只要你保證不干涉他的方向，他就不關心誰當CEO。
Brockman的弱點是秩序感。他需要一個穩定的、可預測的管理結構才能發揮最佳水平。混亂會讓他的眼鏡往鼻樑上推的頻率翻倍。
Musk的弱點——Altman從Rosewood Sand Hill那頓晚餐就知道了——是恐懼。真實的、深層的、關於AI吞噬人類的恐懼。
一個人的信念是盔甲，但一個人的恐懼是可以被拆解的。
而Altman，正在耐心地記錄著每一塊零件的位置。
但Musk也不是單純的贊助人。即便在蜜月期，他也從未真正把OpenAI當作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2017年初，他做了一件後來被Karen Hao特別記錄的事情：他要求OpenAI派一個團隊去幫助修復Tesla的自動駕駛專案Autopilot。
這個要求在非營利組織的語境裡是荒謬的——OpenAI的使命是為全人類研究安全AI，不是給Tesla的商業產品做技術支援。但沒有人拒絕Musk。Scott Gray、Ilya本人、Greg，甚至後來成為Tesla AI總監的Andrej Karpathy，都花了大量時間幫助改進Autopilot。
Karpathy最終被Musk直接挖走，全職加入了Tesla。
一個非營利組織的核心研究員，被自己最大的捐贈人挖走去做商業專案。這件事在當時沒有引起任何公開討論。但它揭示了一個從第一天就存在的結構性事實：Musk從來沒有把OpenAI的”獨立性”當回事。在他的認知裡，OpenAI是他的棋盤上的一枚棋子——一枚很重要的棋子，但終究是棋子
關於蜜月期，兩個信源的焦點截然不同。
Karen Hao的視角： Altman在表面的行政工作下暗中繪製權力地圖，記錄每個人的弱點——Ilya的研究自由執念、Brockman的秩序需求、Musk的恐懼。Musk讓OpenAI幫修Autopilot並挖走Karpathy，證明他從未真正尊重OpenAI的獨立性。
OpenAI的視角： 在其官方宣告中直接引用了這件事——”Elon從未真正將OpenAI視為獨立的非營利組織”，他”在營利化談判之前就已經在為自己的商業利益利用OpenAI了。”這是OpenAI少數幾次主動攻擊Musk早期行為的段落之一，用意很明確：你從第一天起就沒有把這當慈善來做，憑什麼現在指控我們？
第二幕：裂縫
2017年10月。舊金山陰了一整週。
OpenAI的GPU預算在過去六個月裡翻了四倍。Ilya開始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新專案，需要的計算資源超過了整個組織之前用過的總量。他走進Altman辦公室時那種皺著眉頭的特殊表情——嘴角微微下壓，像一個不得不承認自己解不出方程的數學家——Altman已經見過不止一次了。
“Sam，我需要更多的算力。”
“多少？”
Ilya說了一個數字。Altman沒有立刻回答。他把椅子轉了四十五度，看向窗外。Pioneer Building的窗戶能看到Mission District那些顏色各異的維多利亞式排屋，以及排屋後面遠處的雲層。
“Ilya，你知道我們現在的銀行帳戶長什麼樣嗎？”
“我知道。但如果我們不做這個，谷歌會做。”
這句話是Ilya的殺手鐧。他很少談商業競爭，但每次他提到谷歌，語氣裡會多出一種罕見的緊迫感。在Ilya的世界裡，這場AI競賽不是公司之間的商業戰爭，而是一場關於誰先創造出數字神靈的宗教競賽。如果谷歌先到達終點，而他們的安全措施不夠，後果不堪設想。
Altman把椅子轉了回來。”我去想辦法。”
但辦法在哪裡？OpenAI是非營利組織，不能融資，不能上市，不能出售股權。它能拿到的錢全部來自捐贈，而世界上願意捐幾千萬美元給一個AI研究實驗室的人，數量大約可以用兩隻手數完。
更讓Altman睡不著的是另一個事實：這些捐贈者中最大的一個，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管理。
Musk那段時間的情緒變化是肉眼可見的。
Tesla的Model 3正處於所謂的”生產地獄”——弗裡蒙特工廠的生產線每天都在製造新的災難，Musk有時候連續睡在工廠地板上，用一個睡袋和幾塊紙板當床。SpaceX在同時準備獵鷹重型火箭的首飛。Neuralink和The Boring Company也在消耗他的精力。
每次Musk來OpenAI開董事會，他臉上的疲憊都比上一次更深一層。他的發言變得更短、更尖銳、更不耐煩。他開始在會上直接質疑技術決策——”為什麼要用這個架構？”、”這個專案的成本收益比是多少？”——這些問題在SpaceX的工程例會上也許是合理的，但在一個基礎研究機構裡，它們聽起來像外行在審問內行。
Ilya開始在Musk到來的日子裡提前把辦公室門關上。Brockman推眼鏡的頻率到了新高。
2017年底——確切的日期在不同的信源中有出入，Karen Hao在書中將其描述為”深秋到初冬的某個時間點”——Musk約了Altman在Palo Alto單獨見面。
地點是Musk當時在Palo Alto的一處房產。不是他最大的那棟——那棟已經賣了——而是一處相對低調的殖民地風格宅院，白色外牆，門前有兩棵被修剪得極其對稱的橡樹。Musk的房子有一個特點：裝修極簡，傢俱很少，牆上什麼都不掛。來過的人說，進去之後總有一種站在空蕩蕩的太空艙裡的感覺。
那天是週四晚上。Altman從舊金山開了四十分鐘的車到Palo Alto。他把Tesla Model S——是的，他開的也是Tesla——停在門前，在車裡坐了大約五分鐘才下車。後來他對一個親近的人提到過這五分鐘：”我知道他要說什麼。我只是在想我應該怎麼反應。”
Musk在客廳裡等著。茶几上放著兩杯水，什麼零食都沒有。客廳的燈只開了一半，Musk坐在沙發的最左邊，身體前傾，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這是他認真談事情時的姿勢，跟他在公開場合那種往後仰的漫不經心截然不同。
“Sam，按現在的速度，我們撐不了兩年。”
“我知道。”
“而谷歌那邊——Sundar剛給DeepMind又批了幾十億。我們拿什麼跟他們打？Jeff和Reid的捐款加起來也不夠我們六個月的GPU帳單。”
Jeff是Jeff Bezos（他早期給OpenAI捐過款但沒有深入參與），Reid是LinkedIn創始人Reid Hoffman（OpenAI早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Musk能脫口說出這些名字和對應的數字，說明他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仔細地盯著OpenAI的財務報表。
“我有一個方案。”Musk說。
他站了起來——這是他要進入”發號施令”模式的訊號。在SpaceX，當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的時候，所有工程師都知道接下來的話不是建議，而是命令。
“把OpenAI交給我管。我做CEO。要麼這樣，要麼——我們把它並進Tesla。Tesla有現金，有GPU叢集，有全球最好的AI工程團隊做自動駕駛。OpenAI的研究團隊可以直接接入Tesla的基礎設施，一夜之間解決所有算力問題。”
他走到窗前，背對著Altman。窗外Palo Alto的街道安靜得像一個關了聲音的電影畫面。
“這不是我想不想的問題，Sam。這是數學。我們的錢不夠，谷歌的錢無限多。如果不做結構性的改變，十八個月之內，OpenAI就會變成一個二流實驗室，然後慢慢死掉。我不會看著它死。”
Altman坐在沙發的另一端，兩個人之間隔著大約一米半的距離——在物理空間上很近，在那一刻的心理距離上，像隔著一整個傷心太平洋。
他沒有立刻說話。他在做的事情看起來很簡單——傾聽。但實際上他在同時處理至少三層資訊：Musk說了什麼（內容層），Musk為什麼這麼說（動機層），以及這件事對自己意味著什麼（戰略層）。
內容層很清楚：Musk想要控制權。
動機層也不復雜：Musk真心相信只有他能拯救人類免受AI威脅。這不是傲慢，這是恐懼的邏輯終點——當你真的覺得AI會毀滅人類時，你的本能不是”讓大家一起商量”，而是”必須由我來控制”。
但第三層——戰略層——才是Altman真正在計算的。如果Musk拿到控制權，Sam Altman就變成了一個打工人。不是普通的打工人，是在Musk手下當打工人——一個以解僱員工像換內衣一樣隨意而聞名的老闆手下。
“Elon，這個想法很大。我需要時間好好想想，也需要跟Ilya和Greg商量。”
“別拖太久。”
Altman開車回舊金山的路上，101高速公路兩邊的燈光在擋風玻璃上拖出長長的線條。他沒有開音樂，沒有打電話。他在想接下來的棋怎麼走。
他不需要時間”想想”。他需要時間操作。
2017年9月引來了轉折。
對於專案方來說，這是一個無許可、自助式的平台，只要新增流動性，你就能找到對手方。
市場博弈如此直接、簡單。
第三幕：那通電話——兩個版本
2017年9月的一個晚上。一通三方通話。
線上有三個人：Elon Musk、Ilya Sutskever、Greg Brockman。這通電話的內容後來因為Musk的訴訟而進入了法律發現程式，完整的通話記錄被公開。它成為了整個爭端中最具爭議性的證據——因為Musk和OpenAI各自從同一份記錄中讀出了截然相反的故事。
以下是通話的實際內容：
Greg問：”接下來幾周，我們應該為你預留多少時間？”
Musk回答：”最高優先順序。我們必須搞清楚怎麼從非營利轉型到——一種本質上仍然是慈善事業、但可以是B-corp或者C-corp之類的東西。必須把這個故事講好，不能丟掉道德制高點。這是絕對關鍵的。”
Ilya：”我有一些想法。一個方案是保留非營利，同時設立一個C-corp。但我覺得這個方案不太好，因為C-corp某種意義上不受約束。另一個方案是：使命定義為透過構建友好的AGI來最小化存在性風險。我更喜歡這個——一個全新的實體，從根本上服務於使命。”
Musk：”同意，這個確實更好。我之前甚至沒聽說過B-corp這個概念，是Sam提起來的。但聽起來確實是對的。非營利不應該關掉，應該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
Ilya：”對名字有什麼偏好嗎？”
Musk：”OpenAI。使命的延續。都是一回事。”
Ilya：”沒意見，只要主體有某種根本性的慈善屬性就好。”
Musk：”好吧，跟你一起做這件事，我感到非常興奮。”
Ilya：”剩下的就是那個小事——真正去做了。”
Musk：”好的，酷。我明天就去搞清楚B-corp的全部細節，把流程啟動起來。然後我們保持密切聯絡，儘快把這事做成。”
通話結束。
這通電話是整個爭端的羅生門。
Musk的法庭敘事： 在他的訴訟檔案中，Musk有選擇性地引用了這通電話——他的律師擷取了”本質上是慈善事業”和”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兩個片段，論證Musk一直堅持OpenAI必須保持非營利本質。法庭檔案的措辭是：Musk堅持任何新實體必須”支援非營利組織的使命”，OpenAI應保持”本質上是慈善事業”。
OpenAI的反駁： 在2026年1月的公開宣告中，OpenAI直接貼出了完整通話記錄，並用紅色標記了Musk的律師省略的部分。OpenAI的論點是：通話上下文清楚顯示，Musk不僅沒有反對營利化，他是最積極的推動者——他親口說要”從非營利轉型到B-corp或C-corp”，而且”非常興奮”地要”明天就把流程啟動起來”。更關鍵的是，提出新實體應該”有某種根本性的慈善屬性”的人是Ilya，不是Musk。Musk說的只是非營利”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這與OpenAI今天的架構（一個公益公司加一個保留的非營利基金會）幾乎完全吻合。OpenAI還指出，Musk在通話後不久實際上親手建立了一個OpenAI的公益公司實體。
Karen Hao的視角： Hao在她的採訪中並不糾結於具體的措辭之爭。她的論點更高一層：無論Musk在2017年說了什麼，他的核心訴求始終是控制權。營利也好、非營利也好，都是手段——目的是確保他本人坐在駕駛座上。Hao揭示了一個通話記錄中沒有顯示、但在後續談判中浮出水面的細節：Musk要求多數股權、完全控制權，甚至談到讓自己的孩子繼承對AGI的控制。
從OpenAI的角度：Musk本人是營利化轉型的積極推動者。
不是被動接受。不是勉強同意。是主動、熱情、迫不及待地推動。
通話一開始，Brockman問了一個日程問題：”接下來幾周，我們應該為你預留多少時間？”
Musk的回答是：”最高優先順序。我們必須搞清楚怎麼從非營利轉型到——一種本質上仍然是慈善事業、但可以是B-corp或者C-corp之類的東西。必須把這個故事講好，不能丟掉道德制高點。這是絕對關鍵的。”
“絕對關鍵”——這個詞從Musk嘴裡說出來的時候，帶著他在SpaceX發射前倒計時階段才會使用的那種緊迫感。他不是在討論一個選項，他是在發布一個命令。
Ilya在電話裡說了他的想法：”我有一些想法。一個方案是保留非營利，同時設立一個C-corp。但我覺得這個方案不太好，因為C-corp某種意義上不受約束。另一個方案是：使命定義為透過構建友好的AGI來最小化存在性風險。我更喜歡這個——一個全新的實體，從根本上服務於使命。”
Musk立刻接上：”同意，這個確實更好。我之前甚至沒聽說過B-corp這個概念，是Sam提起來的。但聽起來確實是對的。非營利不應該關掉，應該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
“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記住這句話。後來Musk在法庭上聲稱自己一直堅持OpenAI必須保持非營利性質。但實際的通話記錄顯示，他說的是”以某種形式”——這個措辭的模糊程度，跟OpenAI今天的實際架構（一個公益公司加一個保留的非營利基金會）幾乎完全吻合。
電話快結束的時候，Musk說了一句後來在法律檔案中沒有被引用、但在歷史敘事中極其重要的話：
“好吧，跟你一起做這件事，我感到非常興奮。”
Ilya回了一句帶著他特有的乾澀幽默的話：”剩下的就是那個小事——真正去做了。”
Musk笑了：”好的，酷。我明天就去搞清楚B-corp的全部細節，把流程啟動起來。然後我們保持密切聯絡，儘快把這事做成。”
如果故事在這裡停下，它會是一個關於三個理想主義者在尋找可持續未來的溫暖故事。但故事沒有停下，因為接下來的談判揭示了Musk”興奮”背後真正的訴求。
第四幕：800億美元和火星
2017年9月下旬到10月。談判進入了深水區。
關於新實體的架構討論很快從”技術問題”變成了”權力問題”。當話題轉向誰應該擁有多少股權、誰應該擁有最終決策權時，Musk亮出了他的底牌——
他要求多數股權。他要求完全控制權。
他給出的理由有好幾層。第一層是商業邏輯：”我投了最多的錢，承擔了最大的風險，我應該擁有對等的控制權。”第二層是歷史教訓：”我以前吃過沒有控制權的虧——” 他指的可能是他在PayPal被趕出CEO位置的經歷，”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但第三層才是真正令在場所有人感到不安的。
當討論到繼任問題——如果Musk有一天不再管理這個實體，誰來接手——Musk的回答讓房間裡的溫度下降了幾度：
他的孩子。
他說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繼承對AGI的控制權。
這不是一個關於公司治理的回答。這是一個關於王朝的回答。
而且——根據OpenAI後來公開的談判細節——Musk還在同一時期透露了他更大的藍圖：他需要積累80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因為他要在火星上建造一座能夠自我維持的城市。AGI是這個計劃中的關鍵一環。在他的宏大敘事裡，控制AGI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往火星的手段。（https://openai.com/index/the-truth-elon-left-out/）
這就是為什麼一位他的前同事在被OpenAI團隊諮詢時指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規律：Musk的火星計劃最初也是以慈善專案的面貌出現的——一個叫”火星綠洲”的概念，目的是激發公眾對太空的熱情。後來它變成了SpaceX，一個估值數百億美元的商業帝國。
那位前同事還提到了另一個規律：Musk傾向於”妖魔化”那些離開他公司的人。
Altman不需要任何人告訴他這些。他從Rosewood Sand Hill那頓晚餐開始就在拼湊這幅圖。現在所有的碎片都到位了：Musk不是要”保護”AGI，他是要”擁有”AGI——就像他擁有SpaceX、Tesla和X一樣。而”保護人類”的敘事，是他獲取控制權的道德外衣。
Karen Hao的視角：根據Hao透過多名知情人採訪還原的敘事，Musk給出了幾層理由。第一層是商業邏輯：”我投了最多的錢。”第二層是歷史教訓：”我以前吃過沒有控制權的虧”——指他在PayPal被趕出CEO的經歷。但第三層才令所有人不安：當討論到繼任問題時，Musk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繼承對AGI的控制權。這不是一個關於公司治理的回答——這是一個關於王朝的回答。Hao還指出，Musk同時透露了更大的藍圖：他需要積累80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來在火星上建造一座自我維持的城市。AGI是這個計劃中的關鍵一環。一位他的前同事在被OpenAI團隊諮詢時提到了一個規律：Musk的火星計劃最初也是以慈善專案的面貌出現的——一個叫”火星綠洲”的概念——後來變成了SpaceX，一個估值數百億美元的商業帝國。那位前同事還警告：Musk傾向於”妖魔化”那些離開他公司的人。
OpenAI的證據：OpenAI在2026年1月的宣告中證實了這些談判細節，但用的是更冷靜的法律語言：”儘管他的法庭檔案掩蓋了這些談判的細節，但它們實際上非常激烈，涉及深度的私人對話。Elon說他需要800億美元來建造火星上的自給自足城市，說他需要且理應獲得多數股權。他說他需要完全控制權，因為過去沒有控制權讓他吃了虧。在討論繼任問題時，他出人意料地談到讓他的孩子來控制AGI。”OpenAI還公開了一個關鍵細節：Musk曾要求OpenAI團隊去查詢他的”推薦人”——找那些跟他密切工作過的人做背景調查。其中一位推薦人指出了Musk火星專案從慈善到商業的轉變模式，並提到Musk傾向於妖魔化離開他的人。
談判在這裡卡死了。Greg和Ilya不會把完全控制權交給Musk。Altman更不會。
Musk於是改變了策略。
第五幕：棋盤上的三個人
2017年10月上旬。
Musk意識到直接談判陷入了僵局——Greg和Ilya沒有同意給他多數股權和完全控制權。於是他改變了策略。
他透過自己在OpenAI的聯絡人Shivon Zilis（一位年輕的、以極高情商著稱的風投人）傳話給Greg和Ilya：如果你們放棄B-corp的方案，承諾留在非營利組織，我可以繼續支援。但條件是：給我兩個額外的董事會席位，籤一份一段時間內不離職的承諾書，再籤一份競業禁止協議。
翻譯成白話就是：你們放棄出走的能力，作為交換，我留下來給錢。
Greg和Ilya沒有立刻拒絕。他們認真考慮了這個提議——不是因為它有吸引力，而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覺得不應該在沒有嘗試所有選項的情況下就放棄跟Musk合作。Ilya甚至說過一句讓Altman皺眉的話：”我覺得在道義上，我們不應該把Elon踢出去。我們應該嘗試讓非營利模式運作，說服他留下來。”
但他們也有兩個無法解決的顧慮：第一，非營利模式真的能籌到足夠的錢嗎？第二，如果他們簽了承諾書，Musk卻轉身在Tesla內部啟動自己的AGI專案——這是他已經明確暗示過的可能性——他們就會被困在一個資金不足的非營利組織裡，眼睜睜看著Musk在別處建造他們本來應該建造的東西。
他們透過Shivon詢問：跟Musk一起做B-corp還有沒有可能？Shivon回覆說，Musk告訴她可以，但需要等六到九個月——足夠讓這些激烈的談判冷卻一下，也讓Musk專注於Tesla Model 3的產能爬坡。
但幾周後，Musk改了口。他開始說，營利化方案沒有成功反而是”一個幸運的意外”，因為它根本不可能籌到足夠的錢。取而代之，他開始嘗試說服團隊：把OpenAI併入Tesla是實現使命的唯一路徑。而且他暗示，無論OpenAI怎麼做，他都會在Tesla內部推進AGI競爭者。
到了11月初，Greg和Ilya正在試圖找到一條不以加入Tesla為終點的出路。
Greg在那段時間開始寫日記。不是那種文學性的、內省的日記，而是一種工程師式的——快速、條目化、像debug日誌一樣記錄每天的狀態和決策。
這些日記後來因為Musk的訴訟進入了法律發現程式，成為了整個故事中最生動的第一手材料。
2017年11月6日的日記，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篇。
那天的記錄以一系列碎片化的討論筆記開頭。Sam的聲音出現在記錄裡——他建議的策略是告訴Musk：”我們想做OpenAI，如果你想在Tesla內部做，也可以。如果出現奇怪的競爭關係，我們再重新討論。”
Ilya在思考”我們到底需要什麼”。他的顧慮很明確：”不想唯一的戰略是依附Tesla。不想被鎖在一個只有Tesla才能走通的路徑上。”
然後是Greg記錄的一句Sam的話，短到幾乎像一個批註：”Sam: 更在意的是你們兩個有動力、不分心。通常一個人只能全心做一件事。如果你們在非營利裡不開心，那我們就搞B-corp。如果你們不想讓E參與——我的意見很弱，跟讓你們兩個完全滿意比起來，不值一提。”
這段話在後來的敘事中幾乎從未被引用過，但它可能是理解Altman策略的最重要的線索。他沒有說”我覺得Musk不行”，沒有說”我想當CEO”，他說的是”你們開心最重要”——把決策權交給了Ilya和Greg，同時確保他們做出的決定恰好是他想要的。
然後是那天早上Ilya和Greg的早餐。兩個人——一個首席科學家，一個CTO——坐在某個舊金山的咖啡館裡，得出了一個他們倆醞釀了幾周的結論：
“結論是，我們確實想要B-corp。說實話，我們也想回去好好工作了。但並不清楚怎麼才能走到那一步。”
接下來的幾段日記記錄，是Greg Brockman在那個11月的某個深夜寫下的——可能是在他SoMa區公寓的廚房桌上，可能是在Pioneer Building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裡。文字的節奏變得更慢、更沉重，像一個人在跟自己的良心搏鬥：
“不能說我們承諾了非營利。不想說我們承諾了。如果三個月後我們在搞B-corp，那之前說的就是謊言。”
“他的說法——說我們到最後都沒有對他坦誠說出還想做營利性實體——將會是正確的。”
然後是一句讓所有讀到它的人都停頓了幾秒的話：
“從他手裡偷走這個非營利組織是不對的。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把它轉成B-corp——那在道德上說不過去。而且他真的不笨。”
這段日記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僅因為它記錄了一個關鍵決策者的內心掙扎，更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Greg和Ilya從來沒有對Musk撒謊。他們沒有接受Musk的條件然後暗中搞B-corp。他們拒絕了Musk的條件，恰恰是因為他們覺得接受之後再變卦才是真正的背叛。
同一篇日記中還有一段來自Musk本人的話——Greg記錄的是Musk的原話，而不是自己的感想：
“籌款太難了。我花了大力氣去搞Bill Gates，他連辦公室都沒來過。Dustin捐了錢，但人都不親自來看一眼。這些人就是這麼在乎這件事。沒想到我會成為現金貢獻的百分之七十。我以為我只是其中一份。網站上列了那麼多名字，他們根本沒出過錢。現實是，沒人會給你那麼多錢。當他們看到100億這個數字的時候，他們會嚇得跑掉。”
然後Musk說了一句話——Greg的筆記裡把它單獨列成一行：
“我們兩個人之間，有一個不在現實裡。”
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讀法。Musk的意思顯然是：你們覺得能籌到100億？做夢吧。但幾年後的人讀到這句話，難免會想到另一種讀法。
而Greg在日記裡緊接著記錄了一段Musk的態度轉變——也許是那個時期最讓人意外的細節：
“但他非常支援我們去試。他說，去吧，我很高興。任何人想來——哪怕只是想接近我——我都歡迎。給他們任何高階頭銜，降低我自己的頭銜，都無所謂。如果你們能做到，我想向你們學習。我很擅長讓別人掏錢——我一個星期就能為Tesla融10億美元，你們看過那個公司的財務報表嗎？”
Greg的總結是：”無論如何，這絕對是這次會面能達到的最好結果了。我們現在有了方向、有了目標。如果我們做到了，那就證明我們甚至在他最擅長的事情上都能超越他。如果失敗了——到時候再說吧。”
Musk甚至在離開之前給了他們一個具體的方案：做一次ICO（首次代幣發行），目標融10億美元。他說這會涉及一個營利性子公司。
但幾周後，Musk又改了主意。他對ICO的熱情消退了（Greg和Ilya對此也不再看好），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悲觀的判斷：”OpenAI相對於谷歌，走在一條必然失敗的路上。”
這篇日記是兩方敘事碰撞最激烈的戰場。
Musk的法庭敘事： 他的律師從這篇日記中精確切割出了三句話——”不能說我們承諾了非營利”、”他的說法將會是正確的”、”在道德上說不過去”——把它們拼成了一幅”內部人士承認背叛”的畫面。法庭檔案的標題是：Brockman在私人日記中承認他們的計劃對Musk保密。
OpenAI的反駁： OpenAI貼出了完整日記，指出Musk律師省略的上下文完全改變了含義。Greg和Ilya不是在密謀背叛——他們是在考慮是否接受Musk的條件（額外董事席位+不離職承諾書+競業禁止），並且因為擔心接受之後再變卦才是真正的欺騙，所以選擇了不接受。”沒有人對Elon撒過謊；沒有人告訴過他他們接受了條件然後暗中反悔。”同一篇日記後面還寫著一個優先順序排序：”[1] 有合理控制結構的B-corp [2] 有大量資金的非營利 [3] 我們辭職自己幹。”以及：”答案是我們更想要B-corp，但比起Tesla，我們更願意選非營利。”
Karen Hao的視角： Hao的採訪提供了一個兩份法律檔案都沒有的視角——Altman在這整個過程中的角色。在日記中，Sam的聲音以一種幾乎是旁白式的方式出現，每次都是在”幫助”Greg和Ilya理清他們自己的想法，從不直接表態。Hao認為這是精密的權力操盤——透過讓別人做出”自己的選擇”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手法比公開的遊說更高階，也更難被追溯。
第六幕：通牒
2018年2月。舊金山，Pioneer Building。
會議室不大，大約能坐十二個人，但那天只來了七個。一張長方形的白色會議桌，一面牆上掛著一塊從來沒人用的投影幕布，另一面牆是窗戶，能看到Mission District的天際線。
到了這個時間點，所有可能的道路都已經被走過一遍又回到了原點。
B-corp方案——因為Musk堅持要完全控制權而談崩了。非營利繼續——Musk自己說了，不可能籌到足夠的錢。併入Tesla——Greg和Ilya明確不願意。1月份，Musk甚至曾短暫地支援過一個ICO（首次代幣發行）方案來融10億美元，告訴團隊”你們解決了長期資金問題”——但到月底又撤回了支援，轉而斷言”OpenAI走在一條相對於谷歌必然失敗的路上”。
Musk在這段時間變得越來越陰沉。Model 3的生產地獄還在繼續，SpaceX的獵鷹重型剛剛完成了2月6日的首飛（那枚著名的搭載了一輛紅色Tesla Roadster的火箭），但他的注意力已經無法有效分配。他在一封發給Greg和Ilya的郵件中寫道，他們一直在制定的那個新的融資方案，他很想聽聽細節。
但在同一時期，他已經在私下做出了一個判斷：OpenAI搞不成。
Musk到得最早。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外套——不是他平時出席正式場合穿的那種，而是一件看起來像從衣櫃裡隨手拿的舊外套。這個細節後來被一個在場的人提到：Musk那天看起來不像來參加一場他精心準備的談判，而是像來執行一個他已經想好結果的決定。
Altman到的時候，手裡拿著一杯瑞幸咖啡的冰美式。他跟每個人打了招呼，在Musk對面坐下，把咖啡放在桌上。
會議桌的座位安排後來被Karen Hao還原過：Musk坐在桌子的一端，Altman在另一端。Brockman坐在中間偏Altman一側，Ilya坐在中間偏Musk一側——但這個物理位置上的”偏向”已不再代表任何心理上的站位。
會議的前二十分鐘討論了常規事項。然後Musk說了他的最終判斷。
Musk告訴團隊，他不相信OpenAI能籌到必要的資金。他要退出。
關於這個最終時刻，兩方的措辭差異極其微妙——但微妙中藏著完全不同的敘事。
Karen Hao的重建： 基於對多名在場者的採訪，Hao將其描述為一場”通牒”——Musk說”要麼我來管，要麼我走”，而在場的每一個關鍵人物都已經被Altman提前”校準”過了。Altman的回應——”如果這是你的決定，我們尊重”——是整場博弈中最精確的一刀：它把Musk的通牒從武器變成了陷阱，讓Musk無法反悔而不喪失權威。
OpenAI的版本： 沒有”通牒”這個詞。OpenAI的宣告措辭是：Musk”辭職了”（quit），儘管團隊告訴他他們”一直在制定一個不依賴公開發行的融資方案，很想聽聽他的反饋。”Musk在離開時表示”支援他們去追尋他們看到的融資道路——只是不認為他們能成功，他會轉而在Tesla構建AGI。”注意措辭的差異：”通牒”暗示被驅逐；”辭職”暗示主動離開。”被校準”暗示陰謀；”告訴他我們有方案”暗示善意。同一件事，同一間房間，同一個晚上——但走出去的那個人是被推出去的還是自己走的？取決於你問誰。
但——根據OpenAI後來公開的說法——Musk在走的時候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記住了的話：他支援他們去嘗試自己看到的那條融資道路。他只是不認為他們能成功。他會把精力放在在Tesla內部構建AGI上。
Musk站了起來。
他沒有摔門。沒有提高嗓門。他只是站在那裡，用一種長久的、不眨眼的目光看著Altman。
在那個目光裡——根據後來多個在場者對Karen Hao的描述——有很多東西在翻湧。憤怒，肯定有。背叛感，毫無疑問。但可能還有一種更深的、更令人不安的東西：辨認。
就像你突然意識到那面你以為是窗戶的東西其實是一面鏡子，而鏡子裡那個人不是你。
那篇2015年的部落格。Rosewood Sand Hill的晚宴上那些”深有同感”的點頭。那些關於AI末日的深夜簡訊討論。那些看似推心置腹的共鳴——
都是鏡子。Altman從第一天起就在反射Musk自己的恐懼給他看，讓他以為他們站在同一邊。
Musk轉身走了出去。
會議室裡剩下的人沒有人立刻說話。Brockman取下眼鏡，慢慢擦了擦。Ilya看著白板上還沒擦掉的一行公式，好像它突然變成了一種他不認識的語言。
Altman把冰美式拿起來，喝了一口。得虧是瑞幸，要不然已經化得沒什麼味道了。
第二天早上，OpenAI收到了正式通知：所有承諾的後續捐款，終止。
對於專案方來說，這是一個無許可、自助式的平台，只要新增流動性，你就能找到對手方。
市場博弈如此直接、簡單。
第七幕：分裂之後——兩條敘事的戰爭
Musk離開後的頭幾個月，表面上看起來出奇地平靜。
Shivon Zilis——Musk在OpenAI的聯絡人——加入了OpenAI的董事會。這個安排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緩衝裝置：Musk雖然走了，但透過Shivon的存在，他仍然能感知到OpenAI內部的溫度。而當Musk偶爾情緒爆發、在私下對OpenAI發表攻擊性言論時，Shivon會幫助團隊”管理他的情緒”。
這種微妙的平衡維持了一段時間。
然後Musk開始籌備xAI。
Shivon從OpenAI的董事會退出了——這是訊號：緩衝區撤除了。Musk不再需要在OpenAI內部安插眼線，因為他已經從觀察者變成了競爭者。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從Karen Hao的調查和OpenAI自己的公開宣告中可以拼出一條清晰的時間線：Musk開始了一場系統性的、多戰線的”騷擾運動”——公開的社交媒體攻擊、一輪又一輪的法律訴訟、對OpenAI聲譽的持續打擊。
OpenAI在2026年1月發表的一篇官方回應中直接使用了”harassment”（騷擾）這個詞，指控Musk的訴訟已經是第四次翻版，核心目的是拖慢OpenAI的發展速度，為他自己的xAI爭取競爭優勢。
而訴訟中最諷刺的部分是：Musk在法庭上聲稱自己一直堅持OpenAI必須保持非營利性質——但他自己的通話記錄清楚地顯示，2017年9月，他親口說要”從非營利轉型到B-corp或C-corp”，並且”非常興奮”地推動這個轉變。他甚至親手建立了一個OpenAI的公益公司實體。
他在法庭檔案中有選擇性地引用Greg Brockman的日記片段，擷取那些看起來對OpenAI不利的句子，但系統性地省略了上下文。當完整的日記被公開時，它講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不是”背叛”的故事，而是幾個年輕人在一個不可能的局面中試圖做出道德上正確的選擇的故事。
但法律真相和公眾敘事是兩件不同的事。Musk需要的不是贏得訴訟——他需要的是維持一個敘事：他是被背叛的理想主義者，OpenAI是墮落的叛徒。這個敘事為他的xAI提供了道德合法性，也為他在公眾眼中的形象提供了”反英雄”的註腳。
把這場“敘事戰爭”拆解開來——
Musk的敘事武器庫： 多輪公開的社交媒體攻擊，稱OpenAI已變成”閉源的、追求最大利潤的公司，完全被微軟控制”。提起訴訟（到2026年1月已經是第四個版本），指控OpenAI違背創始時的非營利承諾。在法庭檔案中有選擇性地引用Greg Brockman的私人日記，擷取看起來不利於OpenAI的句子，省略上下文。
OpenAI的敘事武器庫： 2026年1月發表公開宣告《The Truth Elon Left Out》，直接貼出完整的通話記錄和日記原文，用彩色標記Musk律師省略的部分。用”harassment”（騷擾）一詞定性Musk的訴訟行為，稱其為”為xAI爭取競爭優勢的更廣泛騷擾策略的一部分”。指出Musk從未真正將OpenAI視為獨立非營利——從Autopilot到挖走Karpathy到試圖併入Tesla。
Karen Hao的第三視角： Hao超越了雙方的法律攻防，將整個爭端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裡。她的核心論點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無論Musk還是Altman，都在利用各自的敘事來服務各自的利益。Musk需要”被背叛的理想主義者”人設來合法化xAI。Altman需要”被逼走向商業化”的敘事來為微軟的錢正名。而在這兩個敘事的碰撞中，真正被製造出來的——是一個比他們兩個人都大得多的東西。
而Altman呢？Altman去找了微軟。
第一次正式會面的地點是微軟在舊金山的一個低調的辦公空間。Satya Nadella親自飛來。據在場的人回憶，Nadella那天穿著他標誌性的無領套頭衫，整個人散發著一種印度理工出身的精英特有的沉穩——不是Musk那種火箭發射前的緊繃，而是一種”無論你說什麼我都先聽完再做判斷”的從容。
Altman對Nadella做的事情，跟他對Musk做的事情在結構上是一樣的：識別對方的核心需求，然後把自己變成那個需求的完美答案。
Nadella的需求很清楚：微軟在AI領域被谷歌甩在了後面。而OpenAI就是那個答案。
第一筆投資：十億美元。後來追加到一百三十億。
Musk在那句”我們兩個人之間有一個不在現實裡”的話之後給了他們0%的成功機率。但Altman最終讓OpenAI的非營利基金會（現在叫OpenAI Foundation）持有了價值大約1300億美元的公益公司股權——正在走向成為有史以來資源最豐厚的非營利組織。
“我們兩個人之間有一個不在現實裡。”
這句話，在幾年後有了新的答案。
第八幕：帝國的地下室
2022年11月30日。舊金山，深夜。
ChatGPT上線的那個瞬間，在技術層面上並不壯觀——沒有火箭發射的轟鳴，沒有交易所敲鐘的儀式，只是一個網頁從灰色的內測狀態變成了綠色的公開訪問狀態。一個工程師在Slack裡發了一條訊息：”It’s live.” 有人回覆了一個emoji。然後大家各自回家了。
沒有人預料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五天，一百萬使用者。兩個月，一億使用者。
但真正改變遊戲的不是使用者數，而是這個產品在使用者體內引發的一種特殊的化學反應：
焦慮。
一個在紐約Midtown寫合同的律師發現ChatGPT能在三十秒內生成一份他需要兩小時才能完成的初稿。他關上了瀏覽器，在辦公桌前坐了十五分鐘，什麼都沒做。
一個在西雅圖亞馬遜總部寫程式碼的程式設計師把自己正在除錯的一個bug丟給ChatGPT，看著它在八秒鐘內給出了他花了一整個下午沒找到的解決方案。他把筆記型電腦合上，去廁所洗了把臉。鏡子裡的人看起來像剛被告知了一個壞訊息。
一個在波士頓教大一寫作課的教授收到了一篇學生論文，讀完後覺得寫得太好了。他把論文丟進AI檢測器，檢測器說”98%可能是AI生成的”。他又把自己上週寫的一篇學術文章丟進去，檢測器說”74%可能是AI生成的”。他關掉了電腦，在辦公室坐到天黑。
這不是普通的產品發布帶來的興奮或好奇。這是一種存在性的動搖——一種”我以為只有人類能做的事情，機器也能做了，而且可能做得更好”的認知地震。
而這場地震精確命中的，恰恰是淨值最高的群體。
這就是整個AI敘事的商業天才之所在。
回想一下2016到2017年的區塊鏈浪潮。那時候的故事是什麼？”區塊鏈要取代銀行”、”以太坊要殺死Visa”、”去中心化要顛覆整個金融體系”。這個敘事在當時也製造了巨大的資本泡沫——ICO狂潮、比特幣兩萬美元——但它有一個根本性的缺陷：被取代的物件毫無痛感。
Jamie Dimon在摩根大通的頂樓辦公室裡，從來沒有因為某個加密貨幣白皮書而輾轉難眠。Visa的高管沒有在任何一次季度財報會議上真正討論過以太坊對他們業務的威脅。所謂的”以太坊殺手”、”Visa殺手”、”Binance殺手”——這些敘事的含焦量趨近於零。被”殺”的那方完全不焦慮，你的故事就只是一個空轉的引擎——有聲響，沒扭矩。
AI不一樣。
AI的敘事不是”取代某個機構”，而是”取代你”。這個”你”是全人類。但商業上最聰明的選擇是先瞄準淨值最高的那群人——程式設計師年薪百萬，律師按六分鐘計費，醫生擁有社會地位金字塔的頂端位置。當這群人開始焦慮的時候，他們的焦慮不會沉默地消散。他們是資訊節點：Twitter上的意見領袖、播客裡的常駐嘉賓、媒體最愛採訪的物件。一個矽谷工程師在社交媒體上寫一條”我的工作可能被AI取代了”的貼文，傳播效率是一個工廠工人說同樣的話的一百倍。
焦慮的傳播放大了焦慮。放大的焦慮驅動了採購——企業不想落後，個人不想被淘汰。採購推動了營收。營收推動了估值。估值吸引了更多資本。更多資本訓練了更強的模型。更強的模型製造了更大的焦慮。
這是一個完美的飛輪。它的燃料不是石油，不是資料，不是算力。
它的燃料是人類的恐懼。
而且——這一點至關重要——這架飛輪的設計者們非常清楚一件事：商業選擇的不是最有價值的方向，而是焦慮變現效率最高的方向。
讓AI去研發治療阿爾茨海默症的新藥？從人類福祉的角度，這可能是AI最有價值的應用之一。但想想這個敘事的含焦量：受益者是患者和家屬，他們的情緒是感激和希望，不是恐懼。感激不驅動軍備競賽。沒有人因為”AI可能治好老年痴呆”而在半夜三點爬起來學prompt engineering。
讓AI去研究基礎物理理論、發現新材料、設計新儀器？從人類發展的角度，這比自動化法律文書有意義一萬倍。但這些敘事影響的人群太窄、淨值不夠集中、焦慮傳導鏈條太長。
所以AI首先”進攻”的是程式設計、法律、金融、醫療影像、文案寫作——所有世俗眼中的”高薪職業”。不是因為這些領域最需要AI，而是因為這些領域的從業者焦慮起來時，他們的恐懼最值錢。
你吃痛之後，你就會像瘋了一樣瘋狂追趕——買課、買工具、買訂閱、買一切聲稱能讓你”不被淘汰”的東西。而領先的人看到後面湧來的瘋狂追趕者，也會像瘋了一樣往前衝——發布更強的模型、宣布更大的融資、聲稱更驚人的突破。
技術本無方向，但商業有。
第九幕：痛感的節奏
但製造焦慮是一門精密的手藝。太多會崩盤，太少會冷場。
這個遊戲的微妙之處在於，廠商需要維持一個精確的節奏——痛感要持續釋放，但不能一次釋放完，釋放完了就沒有新故事了；也不能太久不釋放，那就變成了下一個區塊鏈。
看看AI公司的產品發布節奏：GPT-3讓人驚訝，GPT-3.5讓人焦慮，GPT-4讓人恐懼——每一次迭代都比上一次往前推一步，但永遠不推到終點。每一次發布會都是一針焦慮的續劑——強到讓你覺得”天哪，這次真的不一樣了”，但又留下足夠的不完美讓你知道”下一代會更強”。
這就是為什麼AGI的定義被刻意保持模糊。
Karen Hao在她的書中特別指出了這一點：因為不存在AGI的科學定義，目標就可以無限移動。如果你定義了終點，就會出現兩種結果：要麼達到了——焦慮釋放完畢，敘事結束，估值見頂；要麼永遠達不到——焦慮被證偽，敘事崩塌，泡沫破裂。但如果你永遠不定義終點呢？那你就可以永遠處於”快到了”的狀態。每一次新模型發布，都可以說”我們離AGI又近了一步”。
終點線永遠在地平線上。你永遠在衝刺。焦慮永遠不會過期。
Sam Altman深諳此道。他在公開採訪中說的每一句話都經過了精確校準。”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驚訝的湧現能力”——模糊到足以維持神秘感，具體到足以製造恐懼感。”GPT-4的某些表現連我們自己都沒預料到”——既展示了技術的不可控性（增加恐懼），又暗示了團隊的謙遜（減少敵意），同時維護了AI的神秘光環（保護估值）。
MIT的Joseph Weizenbaum——1960年代第一個聊天機器人ELIZA的發明者——晚年變成了AI最尖銳的批評者。他說過一句話，Karen Hao把它放在了書的扉頁：
AI讓人驚歎，但一旦解釋其運作原理，它的魔法就碎了——它不過是”一堆程式的集合”。
OpenAI的商業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確保這個魔法永遠不碎。當人們以為AI是一個接近覺醒的數字大腦時，”取代你”的敘事才有力量。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它只是一個統計引擎在做機率最大的下一個token的預測——就像Ilya在白板前沉思的那個問題永遠沒有確定答案一樣——恐懼感會減半，估值也會減半。
神秘感是焦慮的防腐劑。
第十幕：帝國的地下室
2024年夏天。肯亞，內羅畢郊外。
一間沒有空調的辦公室裡，三十多個年輕人坐在排列得像考場一樣的桌椅前，每人面前一臺老舊的筆記型電腦。他們的工作是”資料標註”——用人類的判斷力教AI區分什麼是適當的回答、什麼是有害的內容。
這些人每小時的薪酬不到兩美元。
他們中的很多人每天要看數百張包含暴力、色情、仇恨言論的圖片和文字，然後給它們貼上標籤。一個標註員曾對調查記者說，他晚上回家後經常做噩夢，夢見白天看到的那些影像。但他不能辭職——在內羅畢的就業市場上，這已經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之一。
Karen Hao在書中引用了一個來自紐約雜誌的故事：一個做資料標註的母親，因為害怕錯過平台上轉瞬即逝的低薪任務，在孩子跑過來找她的時候瘋狂地對孩子尖叫。事後她痛哭，說自己覺得像一個”怪物”——她的人性正在被一點一點地榨出來，餵給一臺她永遠不會使用、也永遠不會理解的機器。
在地球的另一端——智利，阿塔卡馬沙漠邊緣的某個乾旱社群——AI公司正在試圖獲取大量淡水來冷卻資料中心的伺服器。這些社群本身就面臨著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居民們是從地方報紙上才知道有人要抽走他們的水的。
在美國田納西州的Memphis——一個以藍調音樂和燒烤聞名的南方城市，也是一個種族隔離歷史深厚的城市——Musk的xAI在2024年建造了名為”Colossus”的超級計算機中心。它被放在了一個以工薪階層為主、大多是黑人和棕色人種居民的社群裡。
社群裡的人是怎麼發現的？他們聞到了客廳裡飄來的煤氣味。
Colossus使用三十五臺甲烷燃氣輪機提供電力。這些渦輪機的廢氣直接進入了一個本已被工業汙染折磨多年的社群的空氣中。呼吸道疾病、哮喘、肺癌——這些病症在這個地區的發病率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現在又多了三十五臺燃氣輪機。
當Memphis的居民聚集在市政廳前抗議時，當智利的農民在法庭上挑戰水權審批時，當內羅畢的標註工人在暗中向記者講述他們的經歷時——他們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們也不知道自己處於同一個帝國結構的不同層級上。
Karen Hao把這個結構稱為”AI殖民主義”，並將其分解為四根支柱——資源掠奪、勞動剝削、物理榨取、等級邏輯——與歷史上殖民帝國的運作邏輯完全對應。
焦慮向上販賣，痛感向下轉嫁。
上層建築是矽谷的魔法敘事和兆美元估值。下層基礎是看不見的全球供應鏈——那些淨值不夠高、焦慮不值錢、痛感在商業模型中為零的人們。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維度上，Karen Hao的敘事和OpenAI的法律檔案之間不存在”兩個版本”。OpenAI的官方宣告全篇聚焦於自身與Musk的法律爭端——誰說了什麼、誰先背叛了誰、誰有權做什麼。它的敘事邊界是矽谷的董事會議室和特拉華州的法庭。Karen Hao的敘事則向下穿透了幾個大陸。內羅畢的標註工人、智利的水源、Memphis的空氣——這些人和這些地方，在OpenAI的官方宣告中一個字都沒有出現。這不是疏忽。這是結構性的視野差異。當你在打一場關於誰擁有兆帝國的訴訟時，帝國的殖民地自然不在鏡頭範圍內。Karen Hao做的事情，是把鏡頭轉向了那些被排除在畫面之外的人。
這才是帝國的完整結構。
尾聲：兩個人的夜晚，所有人的早晨
2018年2月的那個晚上，Elon Musk走出Pioneer Building大門的時候，舊金山的天空是他在這座城市見過的無數個夜空中平平無奇的一個——被科技園區和寫字樓的燈光映得發灰髮黃，看不到一顆星星。
他掏出手機，也許是想叫車，也許是想發一條簡訊，也許只是需要一個理由不讓自己的手空著。Mission Street上偶爾有車經過，輪胎壓過溼路面的聲音像一種低沉的嘆息。
他以為他輸掉的是一家公司的控制權。
他不知道，他輸掉的是一整套敘事的定義權。
從那一刻起，AI的故事不再是”如何確保AI安全”——那是Musk的故事，一個關於真實恐懼的故事，有立場、有底線、也有盲區。它變成了”AI將如何重塑一切”——那是Altman的故事，一個關於焦慮變現的故事，沒有終點、沒有底線，只有精確校準的節奏和永遠後退的地平線。
但事實——如同Greg Brockman在深夜寫下的那些日記、如同2017年9月那通被錄音的三方通話、如同法律發現程式中浮出水面的一封封內部郵件——比任何一方的敘事都更復雜。
Musk不是一個純粹的受害者。他自己推動了營利化轉型，要求完全控制權，想讓自己的孩子繼承AGI，甚至在OpenAI還是非營利的時候就把它當作自己商業帝國的延伸——從讓OpenAI團隊修Tesla的自動駕駛、到挖走Andrej Karpathy。
Altman也不是一個純粹的陰謀家。Greg的日記顯示，團隊在每一步都在進行痛苦的道德權衡——他們拒絕了Musk的條件，恰恰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假裝接受然後暗中背叛。
但一旦分裂發生，雙方的敘事都開始服務於各自的利益。Musk需要”被背叛的理想主義者”的人設來合法化xAI的存在。Altman需要”被逼走向商業化”的敘事來為微軟的錢正名。
而在這兩個敘事的碰撞中，真正被點燃的——是那架比他們兩個人都大得多的焦慮飛輪。
六年後的2024年，Musk坐在xAI的某個辦公室裡，看著自己一手推動的AI競賽在全球範圍內加速運轉。他的Grok在跟ChatGPT爭奪使用者，他的超級計算機在跟微軟的Azure爭奪算力排名，他的燃氣輪機在Memphis的空氣裡留下看不見的痕跡。
一個相信恐懼的人和一個販賣恐懼的人，到最後都在給同一臺機器新增燃料。
而這臺機器此刻正在全球範圍內全速運轉。
在舊金山的寫字樓裡，它以兆美元估值的形式存在。在紐約的律師事務所裡，它以一個合夥人盯著ChatGPT輸出的合同發呆五分鐘的形式存在。在內羅畢的標註辦公室裡，它以一個年輕人看了一整天極端暴力圖片後回家嘔吐的形式存在。在Memphis的社群裡，它以一個老人關上窗戶卻仍然聞到煤氣味的形式存在。在智利的乾旱村莊裡，它以一口水井的水位又下降了三英寸的形式存在。
它不關心你是程式設計師還是資料標註工人。不關心你在矽谷還是在內羅畢。不關心你的焦慮是關於失業還是關於呼吸。
它只計算一件事：
你的恐懼，能不能變成錢？
如果能——歡迎上車。你是使用者，是客戶，是估值模型中的一個正數。
如果不能——你就是燃料。你的資料、你的勞動、你的水源、你的空氣，都會被靜靜地抽走，變成推動這架飛輪的隱形動力。
而那個在2015年寫下”AI是人類最大威脅”的人，和那個在2018年憤怒離去的人，都沒能阻止這架飛輪。
他們都成了它的一部分。
本文基於以下三類信源寫成：
（1）調查記者Karen Hao所著《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s OpenAI》（2025年5月出版），基於超過300次採訪（包括約90名OpenAI現任或前任員工），以及其在Democracy Now!、CBC Radio、Stanford商學院、NPR Book of the Day等平台的公開訪談。
（2）OpenAI於2026年1月16日發布的官方宣告《The Truth Elon Left Out》，其中包含2017年9月三方通話的完整記錄、Greg Brockman的私人日記原文，以及對Musk法庭檔案中選擇性引用的逐條反駁。
（3）Elon Musk訴OpenAI違約案（截至2026年1月為第四次修改版本）中的法律發現文件。
部分場景細節與對話為基於上述事實框架的文學化重構。文中以引用塊標註的”兩個視角”段落，忠實呈現了不同信源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讀，供讀者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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