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週二晚間10時，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將就凱文沃什的聯準會主席提名舉行聽證會。這是沃什首次在國會山莊這一正式場合，本文源自華爾街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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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週二晚間10時，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將就凱文沃什的聯準會主席提名舉行聽證會。這是沃什首次在國會山莊這一正式場合，系統闡述其貨幣政策主張。值得關注的是，沃什長期以來對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龐大規模持批評立場，此次聽證會或將成為其相關主張的重要表達視窗。
事實上，自2025年底以來，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走向便始終是全球金融市場高度關注的核心議題。在此背景下，聯準會理事史蒂芬·米蘭聯合三位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學家，近期共同發布工作論文《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使用者指南》，並於2026年3月26日藉用邁阿密經濟俱樂部主題演講之機，系統闡釋了聯儲縮表的戰略邏輯與潛在路徑。
這份論文的核心價值，在於打破了市場慣常的認知。過去，市場普遍認為”聯邦儲備銀行縮表的天花板就是準備金耗盡”。但論文指出，準備金需求本身可以被政策塑形——透過一系列監管與操作框架的調整，聯準會完全有可能在維持”充足準備金”框架的前提下，實現資產負債表的顯著瘦身。
對此，中信證券研究團隊隨後進行了深度解讀。其判斷為：放寬LCR標準、改革SRP、升級Fedwire等技術選項具備一定現實可行性；但準備金分層、改革TGA和外國逆回購池等方案則相對理想化。整體而言，縮表程式不太可能改變全球央行購金的底層邏輯，中信證券仍維持聯準會今年下半年降息25個基點的判斷。
為何要縮表：米蘭的理由清單
在邁阿密的演講中，米蘭開門見山地提出了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多重理由。
其一，降低市場扭曲。聯邦儲備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過大，對資金市場形成不必要的幹預，加劇了金融中介脫媒化問題。盡量縮小聯儲在市場中的”腳印”，是維護市場價格發現功能的基本要求。
其二，控制財務風險。大規模資產持有意味著更大的市值損失敞口，同時導致繳納國庫利潤（匯款）的波動性上升。近年來聯邦儲備銀行因持有大量長久期證券而承受浮虧壓力，此問題已不容迴避。
其三，守護貨幣財政邊界。龐大的資產負債表客觀上使聯邦儲備銀行介入信用資源配置，模糊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界線。此外，向銀行支付大規模準備金利息，在國會層級已被部分議員視為對金融機構的隱性補貼。
其四，保留政策彈藥。若下一次零利率下限危機來臨，聯邦儲備銀行需要透過擴表提供寬鬆空間。現在將資產負債表壓縮至合理規模，就是為未來的政策騰挪保留必要的空間。
米蘭坦言，外界普遍認為大幅縮表”根本不可能”。但他的判斷截然不同： “縮表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挑戰，那些斷然否定的人只是缺乏想像力。”
關鍵診斷：卡住縮表的是”需求”而非”供給”
要理解這場討論，首先要釐清一個長期被誤讀的邏輯結構。
傳統架構認為，聯邦儲備銀行縮表的約束來自於”準備金供給觸及需求曲線陡峭區間”—一旦供給收緊至臨界點，隔夜利率就會失控。因此，聯邦儲備銀行只能等準備金降至”稀缺”狀態後被動停止縮表。 2019年9月的”回購市場地震”，正是這一邏輯的現實演繹。
論文的突破在於將視角從”供給端”轉向”需求端”。論文指出，準備金需求並非由支付結算活動”自然決定”的外生約束，而是被監管規則、監督執行口徑以及聯儲自身的操作框架共同人為抬高的——米蘭在論文中將這一現象稱為對聯儲資產負債表的”監管主導”（regulatory dominance）。
具體而言，以下三重機制共同推高了準備金需求基準：
1. 利差使準備金變成”躺賺資產”。 2008年聯邦儲備銀行開始對準備金付息後，準備金從純粹的結算必需品蛻變為可與國庫券競爭的資產。在歷史上曾出現準備金利率（IORB）高於1個月/3個月國債收益率的時期，銀行從風險收益角度更願意囤積準備金。
2. 多重流動性調控疊加形成”棘輪效應”。 LCR（流動性覆蓋率）、ILST（內部流動性壓力測試）、處置流動性假設（RLEN）、NSFR（淨穩定資金比率）、SLR（補充槓桿率）等規則相互交織，形成”拆東牆補西牆”的困境－只改一條規則，另一條立刻接棒成為新的繫結約束。
3. 貼現視窗長期”汙名化”。折現視窗利率偏高、歷史上與”問題銀行”關聯、使用記錄面臨資訊揭露與監管審視風險，導致銀行寧可大量囤積準備金，也不願在流動性壓力期動用政策工具。同樣的汙名化邏輯也蔓延至常備回購工具（SRP）。
這個診斷意味著一條根本性的政策路徑：無需等待準備金重回稀缺狀態，而是透過下調”稀缺—充足”分界線，讓充足準備金框架在更小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下依然運作正常。
可以縮多少：1.2兆至2.1兆美元的量化估算
論文以2026年3月11日聯邦儲備H.4.1報表資料為基準，彼時聯儲總資產約6.646兆美元。負債端結構分解如下：準備金約3.073兆美元，流通現金2.390兆美元，財政部一般帳戶（TGA）約8060億美元，外資逆回購池約3,250億美元。
論文圍繞兩大方向、共15項政策選項進行量化估算，但最關鍵之處在於它拒絕簡單加總。由於不同政策之間存在相關性與替代性，論文採用OMB A-4框架下的蒙特卡羅聚合方法，得出以下置信區間：
維度95%信賴區間中位數準備金需求可降幅8,250億- 1.75兆美元約1.287兆美元總資產負債表可降幅1.15兆- 2.125兆美元約1.637兆美元
米蘭在演講中將上述區間與歷史參考系進行比對：
- 15%的GDP： 2009年第一輪QE結束後的資產負債表水平，彼時銀行體系尚能正常運作；
- 18%的GDP（2012年或2019年水準）：反映巴塞爾改革與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趨於明朗後，銀行體系的真實流動性需求。
當前聯邦儲備資產負債表約佔GDP的21%。以論文中位數估算，若順利推進改革，資產負債表可能回落至接近2012年或2019年的相對水準。至於能否回到危機前低於10%的GDP佔比——米蘭明確表示： “不現實，也不必要。”
怎麼縮：15項選項的”選單式”分析
論文將15項政策工具分為兩大類，逐一給出效果區間估算與執行前提。
第一類：降低均衡準備金需求
（一）監理改革層面
- LCR改革（流動性覆蓋率）：核心措施是允許銀行將預先抵押於貼現視窗的非HQLA貸款所對應的融資能力計入HQLA，並設定上限。論文估算對準備金需求的影響區間為500億至4,500億美元。論文同時提醒，若僅改LCR，NSFR可能立即接棒成為新的繫結約束，需統籌考量。
- ILST與處置流動性假設（RLEN）：若監管認可折現窗能力及短期流動性來源，ILST改革可帶來500億至2,000億美元的準備金需求下降；RLEN若拉長貼現窗可用時間視窗假設，估算區間為0至1,000億美元。
（二）監督口徑層面
若銀行因迎合檢查員偏好而超額持有準備金（即T-bill與準備金在監督層面並非”同權”），調整口徑的量級估算為250億至500億美元。這是一項不需要修改法規、僅依靠監督文化轉變即可實現的改革，但推動難度同樣不容小覷。
（三）降低準備金持有收益
允許有效聯邦基金利率（EFFR）高於IORB，即打破當前EFFR長期低於IORB的狀態。論文引用Lopez-Salido與Vissing-Jorgensen（2025）框架估算，若以”EFFR-IORB = +2bp”為參考（接近2019年9月壓力水平），對應準備金需求下降區間為1500億至5500億美元。
然而，這條路徑代價明顯：隔夜利率與回購利率的波動性將顯著上升，且若市場因此提高預防性囤積，需求下降效果可能被部分抵銷。走這條路必須配套SRP與臨時公開市場操作（TOMO）等支撐機制。
（四）提升替代性資產吸引力
包括升級Fedwire系統、提升國債市場流動性、推動中央清算等，目標是使國債等替代資產對銀行的吸引力更接近準備金。這些措施也有助於提升私部門對聯邦儲備銀行縮表過程中所釋放的證券的承接能力。
（五）去汙名化聯邦儲備銀行流動工具
透過消除貼現視窗、常備回購工具、日間透支等工具的使用顧慮，降低銀行的預防性準備金需求。這需要聯邦儲備銀行在透明度、定價機制與監管溝通上的系統性配合。
第二類：直接壓降非準備金負債
（一）TGA管理再校準
將財政部在聯邦儲備銀行帳戶的現金緩衝從“約5天操作資金”降至“約2天”，超出部分轉回商業銀行體系（類似歷史上的TT&L安排）。聯邦儲備資產負債表的縮減估算為2000億至4000億美元。論文同時承認，由於迴流銀行的存款會相應提高銀行對準備金的需求，淨效果並非一比一對應。
（二）降低外資逆回購池吸引力
透過降低付息、設定規模上限等方式，引導外資央行、主權基金等機構將資金從聯邦儲備銀行逆回購池轉移至美國公債市場。估算區間為0至1000億美元，效果相對有限，且依賴外部機構的配合意願。
沃什的訊號：從技術論文到政策預期
理解這篇論文，不能脫離聯邦儲備銀行人事背景。市場普遍預期，沃什將接任聯準會主席。沃什長期以來對QE以來的聯邦儲備銀行擴充表政策持批評態度，曾多次公開表達縮減資產負債表的政策偏好。
此番由米蘭領銜發布的工作論文，被外界視為未來”沃什時代”聯準會政策取向的前瞻性訊號。中信證券研究團隊指出，鑑於沃什的立場與這份論文所揭示的潛在空間，”沃什時代”的聯準會確實存在漸進式探索重啟縮表的可能性。
但論文與演講都一再強調，速度與節奏是執行層面最重要的限制。米蘭在演講中明確指出：”改革的準備工作一旦啟動，按政府透過《行政程式法》（APA）的慣常節奏，很可能需要超過一年，甚至數年。”他以SLR（補充槓桿率）改革為參照——從臨時放鬆到正式法規落實歷經近六年。
這意味著，聯邦儲備銀行短期內不會因為這份論文的發布而立刻重啟縮表，更可能的路徑是從爭議較小、技術可行的選項開始推進研究，同時為市場提供關於新機制運作方式的前瞻指引。
中信解讀：哪些可行，哪些偏理想化
中信證券研究團隊從現實可行性角度，對15項政策選項進行了系統性評估，得出以下核心判斷：
具備現實可行性的選項：
- 放寬LCR標準：屬於技術性監理改革，變數相對可控，聯邦儲備改革主動權較大；
- 改革常備回購工具（SRP）：去汙名化工作較為直接，不涉及外部立法；
- 升級Fedwire等支付系統：屬於基礎設施層面的長期改進，方向明確；
- ILST監督口徑調整：部分改革無須修法，可透過監督文化轉變來推動。
偏激進或需外部配合的選項：
- 準備金分層付息：可能引發銀行體系的非線性反應，操作複雜；
- TGA管理改革：涉及財政部與聯邦儲備銀行的協調機制，需政治層面共識；
- 外資逆回購池壓降：高度依賴外部機構的配合意願，效果難以保障。
整體而言，中信證券認為這是”一份值得參考、比較務實的改革選單”，但實際落實進度將遠慢於論文所描繪的潛在上限，宜將其視為方向性指引而非近期政策承諾。
市場影響：波動性上升，但不改降息邏輯
對債券市場的影響，聯邦儲備銀行縮表的實質是減少基礎貨幣投放，必然增加私部門需承接的美債規模。中信證券認為，這將放大市場波動性，使尾部風險上升－儘管部分去監管措施（如SLR鬆綁）有助於擴大交易商的承接容量。
從節奏安排來看，論文明確反對透過直接出售證券加速縮表，更可行的方式是讓到期證券自然滾動出表，同時為交易商和回購市場提供更高的承接能力儲備。這在客觀上限制了縮表的短期衝擊強度。
中信證券判斷，美債目前較適合交易性機會，短債或優於長債。
對股票市場的影響，縮表從貨幣供給與組合平衡效應兩條路徑對實體經濟產生收縮效應，但可以透過降低聯邦基金利率來避險。中信證券認為，若縮表改革推進，利率路徑相應調整的必要性上升，但這與當前貨幣政策節奏的直接聯絡有限。美股或可等待回檔視窗以尋找更厚的安全邊際。
對黃金市場的影響，縮表改革不太可能實質改變全球央行增持黃金的戰略邏輯，後者的驅動力更多來自地緣政治重構與美元儲備多元化趨勢。黃金仍具備中長期配置價值。
米蘭在演講中明確指出，縮表產生的收縮效應可透過降息加以避險，且”縮表可能使聯邦基金利率的降幅相對基準情境有所擴大”。中信證券預計，美國CPI年內或在3.0%至3.5%區間震盪，仍維持聯準會今年下半年降息25bps的判斷，縮表改革與降息決策無直接繫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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