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AI 開始接手簡報、行銷文案與策略草稿，一群靠「工作即信仰」撐過去的科技業知識工作者，開始想織毛帽、想離職開牧場，Noema Magazine 的觀察者說，這不是矯情，是一場正在發生的集體覺醒。
（前情提要：林上倫律師專文》AI 變成裁員的萬用藉口！科技公司的集體甩鍋）
（背景補充：高盛：AI 就業末日被誇大！未來十年 1500 萬人遭取代，但這「兩大產業」將大缺工）
早上通勤的車廂裡，一名三十出頭的上班族頂著沒睡飽的亂髮，對著 MacBook 講了超過半小時的 EBITDA、利潤率最佳化、成本結構、ARR，語氣平板得像在唸財報附註。
直到列車煞車進站，他才慌忙翻找皮包。你猜他掏出什麼？不是《原子習慣》，也不是辦公文件…。
他拿出兩根長長的織針，針間垂著一團粉紅色的毛線。他告訴我，他正在為姪女織一頂冬帽。
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眼中閃過一絲自豪和興奮的光芒。
Aaron Horwath 把這一幕寫進他發表在 Noema Magazine 的這篇長文，標題直接問：為什麼科技業的每個人都這麼憂鬱？他觀察到，愈來愈多知識工作者開始偷偷想學陶藝、學鉤織，或在酒吧昏暗角落聊起「消失去過生活」、「找個地方種田」。
這不是浪漫幻想，而是一種存在性懷疑：知識工作，會不會其實一直都毫無意義？
弔詭的是，照理最能扛過 AI 短期衝擊的一群人，高薪主管與資深專業人士，反而也對職涯前景感到不安。這不是新鮮的經濟焦慮，過去知識工作者早經歷過景氣衰退、外包潮、自動化浪潮，但這次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問題已經從「我還有沒有工作」變成「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
工作主義：一種新宗教
這種現象的根源，Horwath 追溯到 Derek Thompson 在 2019 年於 The Atlantic 提出的「工作主義」：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豐厚的一群美國人，選擇把辦公室當成教堂，工作不再只是謀生手段，而是取代宗教成為意義與歸屬感的來源。
問題是，真正稱得上「天職」的工作，教師、護理師、消防員、社工，從來不是這群人擠破頭想進去的產業。
多數頂尖畢業生湧向金融、顧問與科技業，這些工作競爭激烈、燒腦耗時，卻少有真正的利他價值：為永遠不會上線的專案做簡報、為沒人在意的功能細節激烈辯論、幫有錢人的錢從一個口袋搬到另一個口袋。
工作主義的作用，就是掩蓋這個「意義的坑洞」，讓大家心甘情願把改個品牌名稱這種事，當成心臟手術般嚴肅看待。但工作主義有個致命弱點：它跟宗教一樣，靠信仰壓過邏輯。一旦有東西動搖了這份信仰呢？
Horwath 認為，AI 很可能正是那個東西。
AI 抽走的，是「混亂的中間地帶」
過去知識工作即便空洞，至少是血肉之軀在做，開會、寫簡報、想策略，就算意義不明，至少有人的思考與協作灌注其中。
現在 AI 代理人正接手愈來愈多這類工作，許多企業已在談「所有人都會變成 AI 大軍的管理者」，聽起來很美好。但 Horwath 觀察到，現實往往是主管施壓要求員工「用 AI 做更多」，員工乾脆把整套商業策略、整份行銷方案都丟給 AI 生成，被抽掉的不只是苦力活，而是人與工作之間僅存的那條線。
他借用法國思想家 Guy Debord 德波在 1967 年的經典《景觀社會》解釋這種疏離。德波開宗明義寫道：「在現代生產條件盛行的社會裡，生活本身呈現為龐大的景觀積累，一切曾經直接活過的東西，都已退化為表象。」
或許你也曾有過這樣的感受，一種難以言喻、令人窒息的憂鬱情緒不斷湧上心頭，慢慢地，彷彿要將你從宜家辦公椅中吞噬。
套進今日語境：我不打電話給媽媽，我傳訊息；我不旅行，我看別人在 YouTube 上旅行。工作主義正是這種景觀的縮影，只要「看起來」很忙、很重要，就跟真的很忙、很重要一樣有價值。
Horwath 指出，AI 讓疏離更深一層：我不再親自寫贏得客戶的提案，只是下指令叫 AI 寫、再檢查結果；我不再蒐集資料寫產業電子報，是我的代理人在寫。過去那些工作即使廉價，至少還「屬於我們」。
如今 AI 逼著整個工作主義信仰體系接受檢驗，連最後這點參與感都被抽走，工作主義還剩下什麼？
裁員的藉口，跟真正的效率無關
同時 Horwath 提醒讀者別被企業說法騙了。
就在他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各大科技公司正掀起裁員潮，主管們異口同聲把責任推給 AI。根據他引用的 MIT 報告，目前 AI 自動化帶來的效率提升，遠遠不足以合理化這幾十萬個職缺的消失，AI 更像是方便的萬用藉口，而非真正主因。
這也呼應麥肯錫描述的「AI 生產線」願景：許多高層真正興奮的是「更少協作、更少人力」，卻正在拆解讓組織運作的結構。Horwath 認為，這是工作主義最大的反諷，啟蒙信徒的，竟是它自己最革命性的產物。
誰在乎混亂的中間地帶？兩種知識工作者
Derek Thompson 指出，知識工作者留在職場的一大理由是「社群」。Gallup 的研究也證實，員工去留關鍵往往在於同事與主管，而非薪水職稱。但愈來愈多高層的願景，是讓員工配備一整支 AI 代理人大軍，不再需要彼此協作，工作從混亂的探索之旅，變成流水線生產。
Horwath 用一個運動賽事的例子說明「混亂」的價值：他引述作家 Chuck Klosterman 在 Bill Simmons 的 Podcast 上的論點：網球有了鷹眼技術判決百分之百正確，NBA 有挑戰制度，MLB 也匯入自動好球帶。
誤判幾乎被徹底消滅，聽起來很棒，但 Klosterman 認為誤判本是運動有趣的一部分，那些爭議判決催生過無數經典時刻，百分之百正確反而讓比賽變無聊。知識工作也一樣：AI 幾分鐘做出原本要花數小時的簡報固然很酷，但真正留住人才的從來不是產出速度，而是「混亂中間地帶」的體驗品質。
Horwath 把知識工作者分成兩種。「結果優先型」只在乎輸贏與效率，把人性的複雜當成要克服的障礙；「體驗優先型」熱愛混亂的過程，把公司裡的辯論、協作、跟喜歡的同事一起煩惱，當成工作真正有價值的部分，這群人下班後常兼職攝影師、導演、編劇、雕塑家、畫家、詩人、作家，或熱衷當志工。
哈佛商學院學者 Teresa Amabile 數十年研究提出的內在動機原則證實了這點：人被工作本身的興趣、挑戰與樂趣驅動時，才產出最有創造力的成果；扼殺創造力的環境，往往政治化、規避風險、極端結果導向。
混亂的中間地帶不是沒效率，而是有價值工作誕生的條件。關鍵在於，抽掉它的衝擊對兩種人並不對稱：對結果優先型是勝利，對體驗優先型卻是抽掉地基。
人才可能一去不回，而且逃不出景觀
Horwath 由此丟出一個企業該冒冷汗的問題：過去每一波裁員潮結束，總有一批新人才排隊等著補位；但這一次，隊伍還在嗎？
他的推論是這樣的：最容易對工作主義幻滅的，剛好就是體驗優先型的那群人：藝術才華最高、對意義最敏感，也最受不了工作被壓成生產線。如果他們集體出走，把原本不賺錢的副業做成正職，等企業想回頭補人時，這批人可能已經不在市場上了。
而且這次離職的成本前所未有地低：新世代愈來愈不買房、也不打算生小孩，沒有房貸和學費綁著，換一種活法只是一個決定的事。
不過德波會說，別急著把這當成逃亡成功。他的作品《景觀社會》裡有一句話大意是：安於現狀，可以跟「純表演性的反叛」和平共存；只要經濟體系有本事把不滿加工成產品，不滿本身就會變成一門生意。
舉個例子：你辭掉科技業的工作，跑去開一間馬匹救援農場。很好，但接下來你多半會開一個 YouTube 頻道、一份 Substack，主題是「我如何逃離科技業、跑去養馬」。那一刻，你的逃離本身變成了商品，你又重新被吸回景觀裡。
就算改成自己創業也一樣，只是換個位置：你得為自己的公司打造一套足以吸引員工的新景觀。出口有很多個，但每一個都通往下一個景觀。德波自己不相信有真正的出口。他親手解散了一手創立的運動，不願看著它被體制收編，最後在鄉間酗酒而死。
就算逃不掉，還是可以留一點人味
即便如此，Horwath 認為德波留下的解方仍值得一試：與其查詢 AI 代理人找答案，不如直接打電話給同事聊聊；用老派、迂迴、探索式的方式把事情做完，即使較慢，也可能做出更有人味的東西。
或者，乾脆認定某些工作就該留給人類親手完成。最有力的一招，或許是提醒彼此，工作其實沒那麼重要。沒有人會因一張試算表而死，全世界不會屏息等待一次產品發表，一場行銷活動改變不了世界。幾乎沒有人會記得我們做過的工作，但他們會記得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建立過什麼樣的關係。
一旦擺脫「靠日常工作拯救世界」的虛假滿足感，或許我們才有機會用真正的利他行動填補心裡那個坑洞，去真實地影響身邊真實的人，即使一次只能織一頂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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