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偏好，源於對外來群體的敵意，以及對生產有形物品工作的審美偏好。本文源自 深潮Richard Hanania所著文章，由Block unicorn整理、編譯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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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化於一個個人與群體之間零和競爭的世界。美國右翼熱衷於恢復製造業工作。早在唐納德・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之前，自由貿易就被指責為導致從兒童不再戶外玩耍到國家弱勢以及美國相對於中國的戰略劣勢等一系列問題的原因。
然而，這些觀點在實證數據中幾乎得不到支持，而貿易保護主義背後的倫理論據則五花八門，既有欠完善的，也有徹頭徹尾的荒謬。儘管常識和經濟學家們的壓倒性共識已成定局，但反對貿易的站不住腳的論點依然存在，這表明我們需要理解，保護製造業就業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其根源在於進化心理學。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偏好，它體現在兩種非常強烈的情感交匯之處：對外來群體的敵意，以及對生產有形物品工作的審美偏好。
克里斯・考德威爾（Chris Caldwell）最近批評貿易，理由是「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純屬虛構。「同一項政策，可能被一群人視為意外之財，卻被另一群人視為災難。貿易讓你成為某些外國人的盟友，也讓你成為某些美國同胞的對手。」 同樣，在《保守主義：重新發現》（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中，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指出，自由貿易讓工人感到被政府和商界領袖背叛，從而「破壞了相互忠誠的紐帶」。
這些論點經過深思熟慮後，很難自圓其說。關於考德威爾的觀點，即貿易使你與外國人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美國人，有人可能會問：限制貿易不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嗎？如果我想以更便宜的價格從中國製造商那裡購買一個小部件，而本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阻止我這樣做，這難道不是在阻撓我實現這個目標嗎？考德威爾的觀點將一個沒有跨境貿易的世界視為自然而然的默認狀態，跨境貨物流動「創造」了美國人相互對抗的局面。事實上，一個沒有貿易的世界只有通過政府的強硬措施才能實現，國家需要介入，站在一些美國人一邊對抗其他美國人。
哈佐尼的論點同樣呈現了一種奇怪的倫理觀。當群體成員做出犧牲時，通常是為了幫助整體。例如，一名士兵可能在戰爭中犧牲以保護國家不被征服。反對貿易的「道德」論點卻顛倒了這一觀念。多數人和整體的福祉必須為少數人而犧牲。
即使我們接受再分配的必要性，這一論點也只有在支持貿易的立場涉及從窮人到富人的轉移時才可能成立。那些擁有很多的人可能會犧牲以幫助我們中最貧窮的人。這一觀點的問題在於，關稅作為一種累退稅，尤其是對低收入家庭預算中占比更大的商品（如服裝、食品和電器）影響更大。對進口洗衣機徵收 25% 的關稅會提高所有人的價格，但對最低工資家庭的負擔遠大於富裕家庭。研究發現，特朗普 2018 年的關稅使每個家庭每年多支出 419 美元。高收入者可能不會注意到這樣的成本，但這對低收入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影響很大。
雖然保護主義者專注於他們的政策所拯救的就業機會，但他們忽略了對社會其他部分的更大傷害。布希政府在 2002 – 2003 年實施的鋼鐵關稅被發現導致使用鋼鐵作為投入的行業損失了 168,000 個就業機會，超過了整個鋼鐵行業的總就業人數。特朗普第一屆政府的洗衣機關稅創造了 1,800 個就業機會，但每個就業崗位給消費者帶來的損失高達 82 萬美元。
考慮到美國經濟的性質，這一切並不令人意外。保護主義者似乎認為製造業占全國勞動力的很大一部分。然而，只有 8% 的非農勞動力從事製造業，遠低於 1990 年代初的一半。即使聚焦於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這類工作也遠非多數。截至 2015 年，只有 16% 沒有學士學位的男性從事製造業，低於 1960 年的 37%。因此，即使忽略女性和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數人實際上也並沒有獲得自由貿易反對者試圖保護和培育的那種工作。
那麼，國家政策究竟基於什麼，應該以犧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去幫助極少數的公眾，甚至是極少數的工人階級呢？反貿易保守派的奇怪之處在於，他們很少關注富人可以為窮人做出的其他犧牲。對他們來說，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呼籲對富人增稅，並加強再分配。這樣，他們就可以把重點放在那些最有能力支付的人身上，而不是向所有人徵稅（這會對窮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來幫助極少數人。我並非主張再分配，而是想說，如果這是你的目標，那麼限制貿易並非實現目標的途徑。
鑑於經驗數據壓倒性地證明了關稅的影響，以及美國經濟的現有結構，許多人對保護主義政策的強烈依戀必定有其心理原因。進化心理學提供了答案。首先，我們進化於一個個人與群體之間零和競爭的世界。在沒有發達的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外來者要想從你的部落中獲益，只能以犧牲你的部落為代價。
特朗普總統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他說貿易逆差意味著我們正在向外國「損失」資金。這當然毫無道理。我在商店買東西，是因為雙方都認為自願交易符合各自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知識分子，以及更廣泛的美國人，在貿易和移民以外的經濟領域，很少有如此強烈的觀點。按照特朗普的世界觀，每一個有買家和賣家的場景不都應該是某種騙局嗎？幾乎沒有人以這種方式理解經濟學，這表明，這表明外國人的參與改變了人們對互動的感知。
除了零和思維，進化心理學的另一個相關方面是我們如何看待工作的性質。如前所述，保護主義者傾向於更高估製造業工作的價值，同時也高估了我們經濟對這些工作的依賴程度。但為什麼一個人從工廠工作轉向成為理髮師或網約車司機，即使新工作可能薪水更高，卻被視為一種損失？為什麼美國的保護主義者似乎羨慕中國和越南等國家，這些國家的勞動力中有更高比例從事製造業，但卻遠比我們貧窮？
答案再次必須追溯到遙遠的過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我們當代的大腦。作為獵人 – 採集者和後來的農民，我們可以看到建造房屋或製作漁矛的人顯然對社會有貢獻。製造業工人是現代的等價物，生產人們可以看到和觸摸的商品。
服務經濟的興起是一個近期現象。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幾乎所有勞動都與生存相關——狩獵、採集、農業或製作工具。即使在早期工業時期，大多數工人也在製造東西。但在過去一個世紀，發達經濟體發生了巨大變化。今天，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的絕大多數工人從事服務業，包括醫療、教育、金融、飯店和軟體開發等。這些角色的生產力通常是抽象的，使其社會價值更難被大多數人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與製造業類似，農業也常常被浪漫化並受到保護，可能是因為它有前現代的對應物。像工廠一樣，農場喚起了艱苦體力勞動、維持生計和獨立的形象。對這種工作的審美偏好深深植根於我們的集體心理中。然而，現代工作的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製造業和農業在發達國家的經濟中只占一小部分。
今天，大多數美國人不生產實物。他們提供護理、解決問題、創造知識或促成交易。這些工作與工廠工作同樣真實且有價值，但缺乏我們大腦被塑造為認為有價值的直觀、可見的產出。因此，對製造業的懷舊並非基於經濟邏輯或倫理清晰，而是一種對我們祖先過去勞動形式的本能偏見。
當然，情感在政治中很重要。儘管如此，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我們何時被心理錯覺所驅使。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幸福的道路是沉迷於我們的自然本能，建立一個封閉的經濟，讓更多人製造有形的東西，即使這會導致我們的生活水平崩潰。然而，保護主義者幾乎從不提出這樣的理由——這有充分的理由。一旦你理解了這些偏見的本質以及它們的非理性，反對貿易的理由就站不住腳了。
這就是為什麼保護主義者反而爭辯說，他們的政策將在經濟上使國家更好，或者至少將財富從富人轉移到窮人。正確的回應是，他們的假設根本不正確。與其設置貿易壁壘或試圖復活早已消失的就業景觀，我們應該考慮如何最好地支持現有工人，而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工人。這意味著支持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更高質量的培訓和教育，以及消除諸如職業許可制度等不合理的謀生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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