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pbox 前技術長 Aditya Agarwal 用 AI 寫了一個週末的程式後突然頓悟「人類再也不會手寫程式了」。更殘酷的是在 AI 時代裡，工程師的履歷和年資幾乎不代表什麼，真正值錢的是你願不願意擁抱改變。本文源自 Aditya Agarwal 發表在 X 上的文章《When Your Life’s Work Becomes Free and Abundant》，由翻書哥編譯、重新整理。
（前情提要：年薪百萬資深工程師也被 AI 打敗：投 800 履歷石沈大海，為生計送外賣、住拖車）
（背景補充：全球吹起「Vibe Coding」風潮，AI 助人人成工程師）
前陣子，Aditya Agarwal 花了一個週末用 Anthropic 的 AI 助手 Claude 寫程式。
這個人不是什麼業餘工程師，他寫了超過 20 年的程式，是 Facebook 最早期的工程師之一，親手打造了 Facebook 最初的搜尋引擎，後來當上 Dropbox 技術長，把工程團隊從 25 人擴到 1000 人。
寫程式就是他的人生。
然後那個週末結束後，他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再也不會用手寫程式了。
以下是他寫的正文：
不久前，我花了一個週末跟 Anthropic 的 AI 助手 Claude 一起寫程式。
我寫程式已經超過 20 年了。我曾是 Facebook 最早期的工程師之一，負責打造最初的搜尋引擎。後來我成為 Dropbox 的技術長（CTO），把工程團隊從 25 人擴張到一千人。
寫程式一直是我職涯的基礎，也是我花了整個成年後的人生去精進的一項技術。
但在那個週末之後，有一件事對我來說變得非常清楚。
我們再也不會用手一行一行寫程式了。
曾經是我非常擅長的一件事，如今變成一種免費而且大量存在的能力。
當我用 AI 來打造軟體時，我也注意到另一件事：其他地方的 AI agent，正在自己打造社群平台，而那正是我當年在 Facebook 參與打造的產品。
一些小型的 coding agent，正在為自己架設功能完整的社群平台。
這整件事情其實有點荒謬，但它們產生的結果，和人類在大型網路上打造的東西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無論是形式（form）還是功能（function），我早期職涯所做的一切，如今都可以由機器產生。
我坐在那裡想了很久。
我感受到的是一種驚嘆（wonder）與深深的悲傷交織在一起的情緒。
當你看著構成自己職業身份的那些支柱，你建立過的東西、你建立它們的方法，被一個不用吃飯、不用睡覺的工具在一個週末就複製出來時，那種感覺真的非常令人感到迷失。
但這股迷失感有一個特點，它會過去。
而取代悲傷的，是一種我完全沒預料到的東西。
一股狂野、甚至有點魯莽的能量。
在那個週末之後的五天裡，我寫出的程式碼，比我過去五年寫的還多。
這不是誇張。
我做出來的軟體，比我過去自己寫的程式碼更好，也更有野心。
那些我以前從來不會嘗試的事情，因為開發成本太高，現在突然變成一個下午就能完成的事。
我不是在看著自己被淘汰。
我是在看著那些我整個職涯都默默接受的限制正在消失。
這個轉變，從悲傷到掌控，其實說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現在關於 AI 與工作的討論，已經僵化成兩個陣營：
一派是末日派（doomers），認為我們都會被取代。
另一派是樂觀派（boosters），認為一切都會沒事。
但這兩種說法，都沒有捕捉到真正的感受。
真實情況要混亂得多。
你可以同時感到驚嘆與悲傷，一邊為過去的自己哀悼，一邊全速奔向新的自己。
但比起我自己的經驗，我更覺得有趣的是我在身邊的人身上看到的變化。
我現在經營 South Park Commons，這是一個社群與創投基金，聚集了一群正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麼」的創作者與建設者。
透過 SPC，我每天都看到數百位工程師、創業者與技術人，在即時面對這個轉變。
而我發現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
過去用來評估人才的那套方法，正在失效。
我們的一位成員最近替工程師職位做了大約 20 次試用期面試，基本上就是為期一週的實際工作面試。
結果他發現：
工作年資與是否能適應 AI 工具，完全沒有相關性。
另一位成員則告訴我，他發現真正能預測成功的人才指標，是一種「創作者氣質」。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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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酷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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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的 side project
-
很明顯對「做東西」這件事充滿熱情
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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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上有 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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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學歷
幾乎沒有什麼預測力。
第三位成員分享了一件更驚人的事。
他的公司開始在程式面試中設計一種任務，
刻意設計成不可能用手寫完的任務。
結果這變成了一個非常乾淨的篩選機制。
你很快就能看出誰平常真的在用 AI 工具工作，誰只是讀過相關文章而已。
兩者之間寫出的程式碼數量差距，不是 10%。
而是接近 10 倍。
這聽起來可能只是軟體產業的一個現象，但我認為事情更大。
我們正處於一場可能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知識工作方式轉變。
而最重要的特質不是：
-
智商
-
學歷
-
工作年資
而是：一個人如何面對變化。
不是他是否曾經經歷過變化，而是：他會不會主動衝向變化。
很多人假設，年輕人比較容易適應，而年紀大的人會抗拒。
但真正的分界線不是世代。
而是性格傾向。
對改變的意願似乎是一個獨立變數，橫跨不同年齡與資歷，而且難以簡單分類。
我看過許多在業界打滾 15 年以上的工程師，快速學會這些工具，表現得非常驚人。
同時也看到一些剛畢業的人，把 AI 當成一個可以討論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應該立刻使用的工具。
身為投資人，這個發現也改變了我挑選創業者的方式。
現在最讓我興奮的，不是那些履歷完美的人。
而是那些天生停不下來動手做的人。
那些當事情太久沒有改變時就會焦躁的人。
那些看到新工具時，會把它當成一個今天一定要解開的謎題的人。
我開始把這件事理解為：
履歷（résumé）與停不下來（restlessness）之間的差別。
而我每次都會押注在後面這種人上面。
矽谷一直被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視實力的產業。
但那從來不代表學歷與經驗在這裡不重要。
只是它們沒那麼重要而已。
而現在，它們將會變得更不重要。
Paul Ford 最近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談到 vibe coding 如何可能讓軟體開發更加民主化，讓更多人能夠打造東西。
我也認同這種樂觀。
但我想補充一點：
這種民主化不只是關於工具的取得。
它其實是在重新排序我們對人的價值判斷。
我們花了幾十年建立一種文化，崇拜學歷與經驗。
這些東西並不是沒有價值。
但它們已經不再足夠。
新的貨幣是：
適應能力（adaptability）。
而和史丹佛學位不同的是，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它。
如果說這個轉變教會了我什麼，
那就是再次體會到身為人類是什麼感覺。
不是那種浪漫的「AI 永遠無法取代人類」的說法。
而是那種更不舒服的感覺：
你必須放下現在的自己，才能成為未來可能的自己。
這一直都是最困難的部分。
在 AI 出現之前就是如此。
只是現在，科技讓我們再也無法忽視這件事。
這篇文章最初刊登於《The Information》。
Aditya Agarwal 是 South Park Commons 的合夥人。
他曾經是 Dropbox 的技術長，也是 Facebook 的早期工程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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