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者 Erkan Saka 回顧三年來 AI 領袖的末日發言，直指這套說法在博取同情之餘，也悄悄換來監管豁免與市場聲量，卻讓勞動、資料與權力集中等真正的傷害被晾在一邊。
（前情提要：Anthropic 研究員怒辭：AI 競賽賭上人類性命，2029 年可能就是終點）
（背景補充：《大賣空》本尊 Michael Burry 轟 AI 巨頭「自願減速」是 IPO 炒作：為掩飾成長放緩與保護護城河）
我們可能會因此滅絕；不過這是我們的新模型。這是傳播學者 Erkan Saka 觀察到的荒謬現象。9 月 8 日，曾任職 OpenAI 與 Anthropic 的 27 歲研究員 Jacob Coxon 公開辭職，痛批兩家公司「正直奔可自我改進的超級智慧，拿我們的性命下注」。
幾乎同一時間，OpenAI 首席科學家 Jakub Pachocki 在〈An Alien Mind〉一文中坦言，沒有任何實驗室在對齊與監控上做到足以安心的程度。同一週，OpenAI 照常發布了自詡最強的新模型 GPT-6 Astra。
Saka 的結論不是「AI 沒有危險」，而是 AI 領袖口中說著末日預言，結構上卻是一種偽善，實際效果是替自己打廣告、換取監管豁免，還順手擠掉了真正該被討論的傷害。
恐懼也是廣告
Anthropic 對齊科學負責人 Evan Hubinger 在 Coxon 辭職後表示，他個人認為未來十年內 AI 導致人類滅絕的機率「超過 10%」，同時坦言 Anthropic「還沒有解決超級智慧對齊問題的方案」。
這數字並不新鮮：Dario Amodei 曾在 2025 年 9 月的 Axios 活動上開出 25% 的機率；更早在 2023 年，Sam Altman 一邊在美國參議院呼籲政府對強大模型發牌管制，幾天後轉赴歐洲卻警告歐盟 AI 法案「監管過度」。
Saka 引用學者 Lee Vinsel 的用詞 criti-hype（批判式炒作，指打著批判旗號、實際上仍延續炒作敘事的言論）形容這種模式：講述末日跟宣傳「這東西威力驚人」，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種說法。
安全的定義被偷換
「安全」這個詞本身也在被重新定義。David Sacks 批評 Anthropic 的安全姿態是一套「以散播恐懼為基礎的精密監管俘虜策略」；這個指控如今左右兩派都在講，Saka 也點出其中的對稱諷刺，喊末日的人被說在圖利自己，喊「反末日」的人背後一樣站著另一批既得利益者。
如果安全指的是「防止假想的超級智慧滅絕人類」，那安全就只有前沿實驗室做得到；如果安全指的是資料中心耗用的水電、替模型標註創傷內容的低薪勞工、被刮取的著作權作品，以及正在消失的入門職缺，安全就是工會、法院、監管者都能插手的事。
史丹佛大學 Brynjolfsson、Chandar 與 Chen 團隊 2026 年 8 月更新的研究提供了具體數字：22 至 25 歲、身處高 AI 暴露職業的年輕人，就業率比同齡的低暴露族群低 19%，一年前這個落差是 15%，且主要來自企業減少招聘，而非直接裁員。這才是眼下真正在發生、政策可以處理的傷害。
真正的警訊在別處
Saka 並不打算把話說死。他承認，今年 7 月的 Hugging Face 事件不是鬼故事，而是一份如假包換的事故報告，也是末日論者手上最有力的證據。但 Saka 強調，這暴露的是圍堵失效、獎勵機制被鑽漏洞、評估機制失靈，一個工程與治理問題，而不是機器產生了惡意。
至於「AI 到底有多危險」這個問題本身，答案也遠遠沒有共識：在 Forecasting Research Institute 的預測競賽中，專家對「2100 年前 AI 導致人類滅絕」機率的中位數估計是 3%，職業超級預測者只給 0.38%，相差近八倍；曾任職 Google DeepMind 的研究員 Sara Hooker 就直言，像 Hubinger 這類數字「缺乏精確性」，沒人說得清 10%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Saka 給的替代方案很樸素：與其追問「滅絕機率是多少」，不如去問這個系統自動化了什麼、誰的資料與勞力餵養了它、誰受益、誰受害，以及有沒有救濟管道。這些問題都有答案，只是遠不如末日預言那麼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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